限制進口煤炭不僅將無助于環保事業，而且將嚴重損害中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力，這樣的政策無異于自殘。
在煤炭進口持續高增長的同時，中國國內煤炭產業的黃金十年也在2012年走到了盡頭，煤價大幅度下跌，煤炭企業盈利和煤炭業投資全面銳減。進入2013年，煤炭產業的頹勢進一步加深。
面對行業性不景氣，一部分煤炭業者和政府監管部門將眼光投向了迅速增長的煤炭進口。從煤炭進口量、凈進口量占國內煤炭產量和消費量的比例來看，中國煤炭進出口貿易對國內市場價格的影響已經不容忽視，且呈增強之勢。
中國進口煤炭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褐煤，因此褐煤進口高增長尤為引人詬病，批評者普遍指責國內電廠大量采購低價低質進口煤，認為這是劣幣驅逐良幣，不僅大大加重了國內優質煤炭價格下跌的壓力，而且成為國內大氣污染的重要來源，主張限制進口煤炭的呼聲有上漲之勢。
伴隨著煤炭行業的壓力，2013年5月初，國家能源局向煤炭、電力相關企業發出《商品煤質量管理暫行辦法（意見稿）》征求意見，其中提出要限制低熱值煤炭進口，并對進口商設定準入門檻。
征求意見明確提出限制高硫、高灰、低卡動力用煤進口和長距離運輸，并對相關企業經營水平做出詳細要求。
此外，部分煤炭企業不僅要求運用技術標準限制低卡煤進口，還希望政府動用關稅手段，對進口煤炭開征關稅，提高增值稅，以及對低熱高硫煤炭征收限制性關稅，以限制煤炭進口增長。
然而，通過限制進口以穩定國內煤價的思路出發點是否正確？是否具備可行性？經過分析研究，答案是否定的。
限進保價將傷害國民經濟
我們必須明白，就整體而言，中國并不是沙特、南非那種國民經濟高度依賴初級產品產業的國家，而是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決定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是初級產品產業，而是下游的制造業、服務業等產業；上游能源、原料等初級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必然直接提高制造業、服務業等下游產業的成本。
中國煤炭消費中，工業消費占壓倒多數，且自1990年代以來占比穩步上升。根據《煤炭平衡表》數據計算，1990、1995、2000、2005年，中國煤炭消費量中工業消費占比分別為77%、85%、91%、93%。
到2010年，中國煤炭消費總量31億噸，其中工業消費29億噸，占95%。因此，新世紀以來世界性的初級產品牛市固然大大提高了石油、煤炭、金屬礦產等初級產品行業的利潤率，卻已經極大地壓縮了中國制造業的盈利空間，對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
包括煤炭在內的國際初級產品市場近兩年步入熊市，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而言并非災難，而是解脫的福音；企圖強行將中國經濟固定在初級產品牛市的不利地位上，這個目標本身從根本上就錯了。
考察比較煤炭開采和洗選業與其它代表性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我們選擇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
其中有3個行業與煤炭產業存在直接的上下游關系，即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這三大行業消費煤炭占煤炭消費總量比例甚高。
在全部近40個工業行業大類中，這10年間只有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煙草制品業三大行業成本費用利潤率能夠達到或超過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水平。
相比之下，其它代表性行業，無論是基礎設施行業、基礎產業還是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抑或技術和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其成本費用利潤率在2004—2011年間均難以企及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水平。
在這10年里，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總體趨向下降，只有2002、2003、2005、2006年四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總體趨向下降，只有2003、2004兩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有2004、2005、2007、2010、2011年5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僅2011年一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沒有一年達到全國總體水平。
只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情況較好，憑借躍居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和銷售國的地位，2008年以來連續4年成本費用利潤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最高時也僅相當于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一半左右。
正因為如此，在近10年的世界性初級產品牛市期間，中國某些煤炭產區的制造業和其它產業備受荷蘭病（DutchDisease）困擾而陷入停滯，或被迫轉移。
顯然，上述局面有損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潛力，不值得中國動用政府力量、采取貿易保護手段、犧牲自由貿易旗號無形資產去維持。
而且，在整個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已經步入熊市的背景下，企圖通過限進保價策略，人為在國內維持煤炭等初級產品高價，對中國下游產業的傷害尤其大，制造業等可貿易品產業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在中國制造業和對外貿易發達的廣東、福建乃至浙江、江蘇等省煤炭市場上，與來自印尼等國的進口煤炭相比，中國北方山西、內蒙古等地煤炭的成本劣勢難以完全消除，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力成本不斷上漲，另一方面是因為印尼等國煤炭至中國東南沿海港口運輸距離短于華北港口運輸距離，再加上山西、陜西、內蒙古煤炭至華北港口的陸路運輸成本，進口煤的運輸成本優勢相當堅實。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初級產品牛市期間，國內產業與其海外競爭對手經受著同樣的投入成本壓力，即使國內產業利潤率被壓縮，但相對于國外同行的處境并沒有惡化。
到了初級產品熊市期間，一旦中國政府對煤炭之類能源、原料上游投入品實施限進保價策略，國外同行就會因此而享受優于國內產業的成本競爭力，而且這一優勢還是中國政府賦予的。
如此策略，非自殘而何？
進口可緩解人民幣壓力
不僅如此，煤炭大量進口還通過國際收支渠道的流動性機制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壓力，從而間接改善了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等下游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
自從2005年人民幣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總體上保持了升值態勢。在煤炭貿易從長期凈出口轉為凈進口的2009年，人民幣平均匯率為1美元兌6.8310元，而上年平均匯率為1美元兌6.9451元；2010—2012年，人民幣平均匯率分別為1美元兌6.7695元、6.4588元、6.3125元。
進入2013年，人民幣匯率升值勢頭加快。在全年第一個交易日
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已成為削弱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在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驅動下的資本流入又推高了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和資產泡沫，給中國宏觀經濟穩定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影響。
由于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相當一部分源于持續的貿易順差，因此，通過抑制了中國貿易順差的增長，規模巨大的煤炭凈進口及煤炭貿易逆差有助于抑制人民幣升值壓力。從2009年至2012年，煤炭貿易逆差從81.98億美元上升至271.21億美元，占當年貨物貿易順差比例從4.2%提高到11.7%。
2013年前4個月，煤炭貿易逆差相當于同期貨物貿易順差的15.6%。這樣的比例表明煤炭貿易逆差對削弱人民幣升值勢頭的作用已非無足輕重。考慮到持續大量進口煤炭必然激勵中國投資者投資海外煤礦，這部分生產性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將進一步削弱人民幣匯率升值失控的勢頭。
限制進口煤無助環保
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耗子就是好貓。環境保護是我們須臾不可忽視的目標，但在一個技術創新持之以恒的世界上，我們要追求的是減少污染排放的結果，而不是實現這一結果的具體辦法，國家能源局醞釀中的《商品煤質量管理暫行辦法（意見稿）》恰恰在這一點上陷入了誤區。
這份文件明確提出限制高硫、高灰、低卡動力煤進口，實際上是隱含地認定劣質煤利用技術停滯不變，必須通過限制使用高硫、高灰、低卡動力煤，方能達到減少污染排放的目的。
實際上，劣質煤利用恰恰是技術創新活躍的領域。近10年來，煤炭價格持續猛漲和政府控制污染排放力度加大雙重壓力已經有效地激勵了燃煤火力發電廠等煤炭消費企業的技術創新，中國在利用劣質煤方面已經躍居世界前列。
通過探索出一整套混燒、配燒高硫、高灰、低灰熔點等廉價劣質煤炭的技術訣竅，中國燃煤火力發電企業大大提高了燃煤效率，環保水平躋身世界前列，發電成本也大大降低。在使用廉價劣質煤炭生產高質量焦炭方面，中國鋼鐵行業也取得了相當的技術進步，由此減少了優質主焦煤、肥煤、瘦煤等稀缺優質強粘結煤資源的消耗，降低了生產成本和原料供給的波動性，夯實了國際競爭力的根基。
與此同時，中國循環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用脫硫設備生產出來的石膏，可以大量替代水泥建材工業生產中消費的天然石膏；回收的粉煤灰（包括鍋爐煙氣經除塵器收集后獲得的飛灰和燃燒副產物爐底渣）可以替代部分水泥熟料生產中需要添加的黏土，相應減少破壞寶貴的耕地土壤；以至于高硫高灰煤炭燃燒后回收的硫、灰渣、飛灰等在許多地方已經成為搶手的資源。
特別是在消費了絕大部分進口煤炭的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中心城市，地方政府和相關企業綜合利用資源的積極性高漲，一些地方粉煤灰供不應求。與此同時，綜合利用高鋁粉煤灰提取氧化鋁等高新技術也已研發成功并投入實際生產。
正是在此基礎上，國家發改委等10部門于2013年2月以聯合令形式發布了新修訂的《粉煤灰綜合利用管理辦法》，從五個方面明確了重點支持政策，鼓勵引導粉煤灰綜合利用，特別是鼓勵對粉煤灰進行高附加值和大摻量利用，鼓勵在具備條件的建筑、筑路等工程中使用符合國家或行業質量標準的粉煤灰及其制品。
由于國內火電企業此前數年已經普遍投資改造了設備，以適應摻燒國內遠距離運輸褐煤和進口低熱值煤種，部分新機組本身就是根據燃燒國內遠距離運輸褐煤或進口低熱值煤種的需求而設計的，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旦強制性提高商品煤品質，對提高中國環保指標的效力已經不大，相反，火電企業還要額外增加投資改造鍋爐以適應高品位煤炭。國外燃煤發電廠經驗表明，在除塵過程中，需要保持一定濃度的硫離子，以便靜電除塵器高效運轉。
這樣，本來使用高硫燃煤的企業如果轉而使用低含硫量煤炭，原來安裝的脫硫、除塵等設備就必須加大除塵設備功率。這樣，對于業已完成環保技術創新的企業而言，如果改用低含硫量的優質煤炭，不僅直接增加燃煤原料成本，而且還會額外增加環保設備改造成本；這樣做的效果是鼓勵還是打擊環保技術創新，可想而知。
同時，在實踐中，廉價煤炭進口增長、煤價下跌和由此推高的火電企業利潤，已經為火電企業增加環保投入、以更大力度開展環保技術改造創造了條件。正因為如此，在整個經濟不甚景氣的2013年上半年，主營發電脫硫脫硝環保設備的上市公司國電清新業績預增幅度高達60%—80%。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看，優質煤炭資源數量有限且不斷減少，經濟壓力必然驅動各個國家和企業探索利用廉價劣質煤，以擴大資源來源，并進而贏得成本競爭優勢，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韓國等其它國家和地區，概莫能外。我國在這方面已經贏得了一定的領先優勢，我們該做的應當是鞏固和擴大這一優勢，而不是相反。我們只需要規定并監督落實電力企業的排放總量，無需具體規定它們必須采用什么樣的原料和方法。
同時，基于褐煤進口高增長而指責國內電廠大量采購低價低質進口煤，并不完全符合事實。國產褐煤確實基本上都屬于低熱高硫的劣質煤，但我國進口的褐煤主要是印尼煤，其特點是低灰、低硫，熱值低主要原因是水分高，也有相當一部分高熱值煤炭，煤質指標普遍優于國內東蒙地區褐煤及部分煙煤，更遠遠超過吉林、云南地區的劣質褐煤，不宜簡單將進口褐煤歸入低熱髙硫的劣質煤行列。
而且，環境保護內容并不僅僅限于大氣污染排放，水資源保護也是一項重要內容。考慮到國內名列前茅的煤炭工業重鎮均位于北方缺水地區，而現行開發模式對當地地下水資源破壞較為嚴重，還要消耗大量水資源，受當地煤炭業繁榮吸引聚集而來的人口與其它產業也要增加水資源需求，抑制這些缺水地區煤炭產量增長勢頭，增加煤炭進口，有利于我國水資源保護。
煤炭等初級產品大量進口有助于增強國民經濟整體競爭力，緩解貿易收支失衡和人民幣升值壓力，更有助于中國國際競爭戰略。在當前初級產品市場由牛轉熊的大環境下，限制進口除了激勵規避措施和替代能源消費之外，無助于穩定國內煤價，對環保的益處也殊堪質疑。
中國并不追求絕對的自由貿易，但作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全球整體上的自由貿易環境對我們至關重要，我們也需要維護自由貿易的旗號。
犧牲這一無形資產，去追求一個無法實現的目標，還要承擔由此損害國民經濟整體競爭力的副作用，是十足的得不償失。
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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